孫機（1929年9月-2023年6月）是考古學家、文物專家，生前為中國國家博物館終身研讨館員、中國國家博物館研讨院名譽院長、國家文物鑒定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心文史研讨館館員、北京服裝學院特聘教授。孫機對古文物鑒定、中國古代物質文明研讨有著深湛造詣,他將畢生研讨精華匯聚在《孫機文集》（以下簡稱《文集》）中，期以嘉惠學林，傳承文明。

  《文集》共四種八冊，包含兩種久有影響的作品——《中國古代物質文明》和《漢代物質文明資料圖說》。其间《漢代物質文明資料圖說》改為上、下兩冊，从头編排起例的《中國古輿服研讨》（上、下兩冊），以及全新編排的《中國古文物論叢》（上、中、下三冊）。《文集》收錄的是孫機终身首要學術研讨的效果，但並不是悉数。文集所收文章經孫機親自選定。他說：“收入《文集》的文章，都是相對緊實的，是真正解決了問題的，立得住的，那些有點鬆的文章就不收了。”所以稱“文集”，而不是“全集”。

  自20世紀50年代遭到沈從文、宿白等先生的影響，孫機一向努力於窮盡文獻與运用考古效果，填補中國古代物質文明研讨的空白。

  1949年头，孫機坐著大馬車，隻身投靠解放區，到了當時的北平。一開始他到華北軍政大學做學員，被组织學習駕駛坦克。1951年被分配到北京市總工會宣傳部文藝科作业，辦公室在勞動公民文明宮，用的是故宮的朝房。當時，沈從文先生從北京大學調到了中國歷史博物館（即今中國國家博物館），他的辦公室和孫機的辦公室是兩近邻。那時候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將故宮的端門、午門作為展廳，常有展覽。沈從文先生當時50多歲，天天去端門、午門的展廳裡給觀眾講解。觀眾也不知道他是沈從文，隻覺得這位老先生講得很好。孫機也常去跟著聽，一來二去就跟沈從文先生比較熟了。孫機說：“沈先生研讨服裝史是花了大力氣的，之前沒有人花這麼大力氣。”他還說，自己當時連幞頭是什麼都不知道，是沈先生給他講了這些知識，所以孫機把沈先生當成自己的老師。

  1955年，孫機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師從宿白先生，1960年畢業，留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資料室。1979年，調到當時的中國歷史博物館，尔后便不斷推出研讨效果。2022年，北京大學考古學院舉行百年慶典，頒發給孫機“杰出院友”獎，他說這是他终身最珍視的榮譽。

  筆者跟孫機老師熟悉，緣於《中國古代物質文明》一書的出书，那是大約10年前。《中國古代物質文明》出书后，獲得的好評和重視大大超過預期，其實這仅仅學術大眾化的一次成功嘗試，而孫機的學術效果早已為學術界廣泛認可。作為該書的編輯，我和孫機老師也在這些年的屡次學術沟通活動中，增進了互相的信赖。讀他的書稿，每一篇都像是在解應用題，邏輯嚴謹，層層剝開迷霧。比方文字訓詁是怎麼講的，文獻是怎么記載的，考古發現的器物特點是什麼，中外橫向對比、歷史縱向對比是什麼情況。讀罷忍不住對作者肅然起敬。

  孫機老師的前半生可以說並不順利，我們在溝通書稿之余，有時會談起他經歷過的一些作业。他講起來總是雲淡風輕。我曾問：“經歷那些不如意、可以說是苦難的時候，您是怎麼過來的？”他說：“我便是讀書，讀書，我就進到那個国际裡了，其他就都忘了。”“悉数向前看。”還配上他特有的手勢。這些年，我們更多的是聽他講笑話，每次都被逗得前仰后合，過去的苦難他從來不主動提一句，似乎歲月一向就這般靜好。

  多年前，孫機身邊的朋友就建議他出书文集或全集，他總是推托，謙虛地表明晰自己的成績有限，加上還有許多待完结的論題，他認為還不到出书文集的時候。2021年，孫機終於開始著手編訂文集，出於多年的信赖，他完稿后交给到了我的手上。一般文集多為舊作新版，但《孫機文集》除了从头編排起例，幾乎每頁都有修正，有些是整段重寫，有個別文章還是全新的手寫稿，比方第六冊的《“后母戊鼎”不是“司母戊鼎”》《說爵》《梅花插在哪裡》等。我深深感動於這位90多歲學者的扎實求真、一絲不苟。

  這次的《文集》出书，我們盡或许地查証了全書的引文、參考文獻，更換了部分圖片，实践做到了后出轉精。強化了许多手繪插圖的細節，這些是對內容的重要補充，插圖都是孫機老師親筆手繪的。他對圖片的方位、巨细等都有嚴格的要求，扩大到多少尺度也都逐个細心肠標繪出來。

  八冊的《文集》是一套不可分割的書，不僅體現在編排的匠心和條理，也體現在內容之間的互見處理，在前面某冊出現的圖版、內容，后边某處再说到此類問題時，均以“見某冊某篇某圖”等办法出現。一方面是孫機不期望在同一套書中出現重復的內容，另一方面也期望讀者可以在詳略不同的敘述中彼此參酌，獲得更多的信息。可是《文集》中的每一篇、每一章又是相對獨立的，所以隨意翻開都可以進行閱讀。

  八冊書稿的校樣，孫機老師通讀了三遍，每一遍都有新的修正，也有些圖片的調整。三校完结后，他本來要求再看一遍校樣，電話裡跟我說，大概有一千多字的內容，還要補充進去。可是十分遺憾，這項最终的作业他沒來得及親自完结。

  孫機老師逝世后，師母找到一本書，說仅有或许有增補內容的，便是上一版的《中國古代物質文明》，書上有批注。我對照校樣，逐條做了校核，發現有些確實或许便是要增補的內容﹔有些是在上校樣已經改過的﹔也有些或许是旁批備注﹔還有一些內容跟定稿時的已有較大改動。我覺得，還是以孫機老師生前確定的最终校樣為准比較穩妥。其间有一條，我頗為猶豫。在“農業與膳食”篇中關於“葵”的問題，孫機老師旁批：“吳其浚《植物名實圖考》說葵是冬莧菜。但冬莧菜‘葉片圓如豬耳’，則和葵不同。待查。”我想這或许是孫機老師正在研讨的一個小問題，還沒來得及定論，這能否視為書稿的一部分呢？考慮一再，我把這一小段文字作為括注補在了校樣上，覺得這正是學問無止境的一個例証——即便是九十幾歲的高齡，他依然沒有中止研讨，可以說奮斗到了生命的最终一刻。

  我曾問孫機老師：“您對每一問題的論証都十分詳細，引証的資料十分多，您是怎麼做學問的呢？”他說：“我沒有任何竅門，我也沒有專門的分類卡片什麼的。”“看到新出的東西，或许到博物館看見擺出來的東西，有的時候遽然就會靈機一動，覺得應該把這個作业說得更系統一些。”“腦子裡有一些最基本的東西，然后寫的過程中再去查查，那個便是錦上添花，而不是碰到一個問題臨時去找，那不知道到哪兒去找。”所以首先是多讀書，有了十分豐厚的知識積累，天然就會有主意。發現問題之后，再通過文獻和實物的查証來印証這個問題，闡發這個問題，我想這便是孫機老師的研讨办法吧。

  《文集》的內容涵括宏富，很難用一句話归纳，說它是一部中國古代物質文明的百科全書，我想並不為過。

  關於中國古代物質文明研讨，沈從文先生曾說：“由於出土數量多，分布面積廣，依舊可以証明一部中國古代物質文明史，還保存得上好於地下。”“綜合各部門的發現加以分別研讨，所得的知識也必定將比過去以文獻為主的史學研讨办法，開拓無限廣闊的六合。文物學必將成為一種嶄新獨立的科學，得到應有重視，值得投入更多人力、物力進行分門別類研讨，為技術發展史、美術史、美學史、文明史供给豐富無可比擬的新质料。”（沈從文《中國古代服飾研讨·导言》）

  由於物質文明研讨的特質，《文集》是由一篇篇文章組成，在深沉的學術底蘊基礎之上，文筆簡潔准確，直接又扎實，沒有專業研讨基礎的讀者也一樣可以看懂。配上许多的孫機親筆手繪的線描圖，輔助了解功用多，使書讀起來一點不難。

  《文集》既有對中國古代農業、工業、衣食住行等物質文明等方面的系統研讨，使讀者可以對中國古代的物質文明產生文字和圖像的直觀認識﹔也包含文物鑒定方面的細致研讨，對讀者了解某件文物是什麼、怎么定名、怎樣認識等給出學理方面的深化解讀，橫向比較、縱向爬梳，如解謎題般邏輯明晰、推理嚴謹。《文集》對於細致深化地了解中國古代物質文明、文物鑒定等都大有禆益。

  比方在《漢代物質文明資料圖說》中，孫機以六個單元的篇幅，系統論述漢代農業，從起土碎土農具、犁、播種農具、灌溉設施、收獲農具、糧食加工东西到農作物品種等多個视点，把漢代農業的各個環節都講得明晰、細致。中國古代是農業社會，自漢以降兩千年間，其實農業的生產东西、生產办法變化並不大，许多东西和生產办法直到晚清時期還在运用。所以，講透了漢代的農業，足可以管窺中國古代兩千多年的農業生產和日子。

  比方關於金縷玉柙（見《文集》第三冊）、后母戊鼎（見《文集》第六冊）等，孫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立論嚴謹。

  關於金縷玉柙，他從文字解析下手，說明玉柙即“親尸之棺”，是內棺，屬於斂具之一種，但因出土時稱“玉衣”而一向被訛用。他用簡單的話說：“衣服怎麼會蓋在臉上呢？”又比方現藏國家博物館的重器后母戊鼎，重達832.84公斤，是我國現存最大的古銅鼎。此鼎因其銘文寫法，开始被釋為“司母戊鼎”。經過孫機考証，認為此字應為“后”的反字，並舉出了若干反字之例。并且“后”在上古時代泛指君上，“司”在《說文》中的解釋是：“臣司事於外者。”可以了解成是一個辦事人員。他說：“會為一個辦事人員造這麼大的鼎嗎？”

  《文集》中類似這樣的文章有多篇，有些文章或许触及某位具體的學者，但孫機在文章中從沒有批評之意，而是把具體問題提出來，以商讨的办法指出文獻和考古的相應証據，對問題進行更進一步地深化探討，使問題越辯越明。

  這方面最有影響的大概是茶聖陸羽像的鑒定。陸羽是《茶經》的作者，是在中國茶史上起到及其重要的效果的人物，宋代梅堯臣的詩中甚至說：“自從陸羽生人間，人間相事學春茶。”《茶經》講述了陸羽對於茶葉生產、加工、烹煮、飲用及用具等有關茶的各方面內容，對飲茶的傳播是一個有力的推動，時至今日，《茶經》仍備受推重。

  茶聖陸羽的像，據傳是在河北唐縣出土的一批茶具中發現的。孫機說：“它既與茶具同出，裝束姿容又不類常人，也不是佛像或道教造像，故被鑒定為茶聖像。這是已知之仅有的一件茶聖像，也是它的第一次公開展出。”（1994年中國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在香港舉辦的“中國古代茶具展”）

  其他諸如“三子釵”“三事兒”“刺鵝錐”等，定名都顯示其研讨的功底。孫機的做法是，把器物放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結合文獻給出恰當的定名，為那個時代的社會日子供给注解。

  古車制的研讨、定名以及各部件之用处，是十分復雜的作业，孫機關於系駕法的研讨，無疑是其间的一項重要打破。軛引式系駕法的提出，使得中國古車生產的先進性突顯出來。更重要的是孫機的這項研讨在秦始皇陵出土的銅車馬上得到了印証（見《文集》第四冊）。又比方霞帔墜子，曾一度被誤認為“香囊”。孫機從服制的视点下手，考定這件器物應定名為霞帔墜子，是用在貴族女子衣服前的（見《文集》第五冊）。還有如秦代有“箕斂”一詞，“箕”曾被認為是征錢之物，據孫機考証，它應是一種量器，用來征收谷物（見《文集》第七冊）。

  對古器物的考訂，人們對它們的認識，往往因為疏忽細微的差異而形成誤讀。孫機說：“文物其實便是當時人們的實用之物，首先要根據文獻記載，給它一個確切的定名，知道當時的人們管它叫什麼，然后要弄清楚當時是做什麼用的？有哪些社會功用？再之后，就要知道它在中國文物史上有著什麼樣的文明價值。這方面還有十分多的作业要做。”

  《文集》第四冊將《舊唐書·輿服志》和《書·車服志》的內容匯總、排序、比對，逐段收拾和研讨，既有版别校勘，又有溯源、釋典、解讀等，以及對相關問題的深化闡述，其效果遠遠超過一般的古籍收拾，是輿服、車服研讨繞不過去的經典力作。《舊唐書·輿服志》隻有1萬5千字左右，《書·車服志》隻有1萬字左右，經孫機收拾后，在《文集》中佔了210頁，足有十幾萬字。比方《舊唐書·輿服志》有一句話：“隋制：初制五品以上乘偏車。”孫機經過考証，歸納出隋代20種車制及其乘者、用处、駕車之牲的種類數目等，還詳加備注，擴展實在太豐富了。并且幾乎沒有一條注釋是三言兩語帶過的，每一個小點都經過了嚴密的考証，隨處可見幾百字甚至1千多字的詳細考訂，足見文獻功底之深沉和相關知識之豐富。

  以上说到的幾個方面並不足以涵蓋孫機中國古代物質文明研讨的悉数，他在许多方面的貢獻是具有裡程碑意義的。孫機在沈從文先生、宿白先生之后，將中國古代物質文明研讨面向一個新高度，與揚之水等后來學者一起建立的中國古代物質文明研讨的办法論和研讨體系，對中國古代物質文明的學術發展和學科建設等具有极端重粗心義。孫機在每一個話題下都是從文字、文獻和文物等多方面下手，其嚴謹可見一斑。揚之水為《文集》寫了一篇萬字后记，收在《孫機文集》第八冊，引证孫機曾寫給她的信，昭示了孫機一向秉持的研讨办法：“古文物是歷史的見証。有了確鑿的証據，歷史會變得更具體，更鮮活，使今日得以充沛了解現實社會是怎樣發展演變過來的。但實際上在這方面還有些短缺，許多情況還說不清楚。因為隻採用考古學講層位、講形制的辦法，不能彻底做到這一點，採用傳統的考據學的办法更是如此。看來，將文獻與實物准確恰當地加以結合，乃不失為可行之道。”

  揚之水在后记結尾說：“遇安師以數十年的實踐向我們昭示了治學路徑或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办法和以此獲得的碩果，承載碩果的這一部文集，自是聳立在文物考古研讨領域裡的一座豐碑。” （作者：李靜，系商務印書館編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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